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它的发现和认定是考古学提出“如何认定文明”世纪问题的开端，也是西方学者认识文明、总结文明要素的重要基点。
19世纪中叶，被称为“亚述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罗林森成功阅读了贝希思罗的碑文，并意识到两河流域存在着比古巴比伦更早的文明。
1877年，拉加什第七任长官古迪亚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泰罗哈遗址出土了铭刻的雕像和泥板文件，确认这是《圣经》记载的苏美尔市的拉加什，揭开了苏美尔文明研究的序幕。
1931年，学术界建立了“奥贝时代—乌鲁克时代—杰姆德托纳萨尔时代”的前王朝序列。
同年，在乌鲁克遗址的安娜神庙出土了大量原始楔文粘土板，证实了苏美尔文明的诞生。
1946年，根据泥板文献记载的创世神话，考古学家找到并挖掘了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埃利杜古城。
古城位于土丘上，面积约31万平方米。
在奥贝德时代的遗存中发现了连续建造、位置固定的宗教建筑。
最初的祭室是长约3米的方形泥砖建筑，里面有低矮的供品台，外面有炉灶的洞，用来火化供品。
之后，祭室的面积扩大，出现了壁龛和祭坛。
祭坛与供桌相对，是苏美尔神庙的典型布局。
此后，宗教建筑分化为中殿和侧厅，祭室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神殿。
中殿祭祀神灵，侧厅焚烧供品，放置供品，供祭司们居住。
随着神殿面积的扩大，形成了标准的三分布局。
侧孔功能不变； 中殿内神坛两侧墙上突起的壁山，构成了神坛和舞台般的神圣空间； 整个神殿建在高台上，台上有坡道与地面相连。
耸立在台基之上的三分式神殿，是两河流域最具特色的仪式神殿——塔庙的雏形。
住在神殿大厅内的专职祭司逐渐成为等级社会中的新阶层。
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东方的新启示》中首先全面概述了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提出“文明的开始是使用文字，出现了居住密集、机构复杂的城市”。
两河流域南部由于王朝时代引进冶金技术，冶金技术未被列入文明因素。
在接下来的《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中，他列举了早期近东文明的14个表现，提出了三个共同特征：足以满足新经济阶层的剩余产品； 使用复杂的商业模式、灌溉等技术开发土地集约化。
在1950年《城市革命》的文章中，柴尔德从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中，提出了城市与村落相区别的10个标准，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人口规模、密度远远超过了村落。
出现专职非农人口的神庙和国王将集中剩余产品，建设大型纪念中心，供养祭司、精英、官僚、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等非农人口，进口外国原料用于生产和仪式活动
发明出现有规律的长途贸易等的记录系统和文字等。
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举办了关于近东地区文明起源的研讨会。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撰写专著明确“文化”含义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
文明社会包括超过5000人的城市和超过5000人的城市两个就可以了。 写字； 纪念仪式中心。
但许多学者关注文明社会的本质，而不是“要素”的外在表现。
出席者中，唯一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考古学家亚当斯列举了文明社会的三个特征。 阶级分化，主要生产资源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高度分化。 地缘组织、国家形成
政治、宗教等级制度在行政管理中相辅相成； 在复杂的劳动分工中，除了众多的初级农业生产者外，还存在着全职的手工劳动者、仆人、士兵、官员等。
亚当斯观点成为指导此后两河流域考古工作、长期引领两河流域国家和文明进程研究的基本观点。
在《乌鲁克农村》一书中，亚当斯根据遗址面积将乌尔克时代的遗址划分为乡、镇、城、城四个等级，提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经历了人口增长和人口集中两个发展阶段，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血缘村落解体。
形成地缘城市。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战争的爆发，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点由南转北，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过20多年的材料积累，两河流域北部的文明进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进展。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喀布尔河上游布拉克遗址周边的调查，学者们结合遥感技术重建了该地区长时段聚落的演变过程。
结果显示，公元前五千世纪末到四千世纪初，该地区开始城市化，早于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化路线也与南部不同，没有灌溉农业，而且从零散的村落聚集成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
到公元前四千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了面积130万平方米的城市。
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遗址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斯兰丘没有经过城市化，仍然形成了国家一样高度复杂的集权中心。
面对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国家形成道路的多样性，罗马第一大学、阿斯兰丘带头人费伦基潘教授提出了2018年两河流域国家出现的四个标志：国家机构创造财富； 出现官僚阶层； 权力及其机制高度制度化；权力世俗化，
王权高于神权，或者王权与神权分离。
她对国家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强调受到了主持挖掘和研究的阿斯兰丘材料的影响。
该遗址位于土耳其东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拉西亚平原，高30多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
直到公元前四千世纪上半叶，遗址范围扩展到土丘，除平民区和贵族聚居地外，出现了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殿。
据推测，神殿中殿面积约130平方米，内部有大量生产的陶碗，侧厅也堆放着很多陶碗和印章块，在神殿内进行日常的食物和劳动力再分配。
到公元前四千纪后半期，遗址规模达到高峰。
神殿被废弃，出现了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
内有小型神庙、储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场所和贵族居室等，不见平民区。
堆积中发现5000多件印纹块，绝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号坑中，成为记录该遗址食物储藏和消费情况的珍贵“档案”。
与印纹块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绵羊骨骼等。
储藏室A340中发现175件印纹块，均遗落在开封的容器边，上面有30种图案，说明该房间内曾进行程序复杂的大规模食物分配活动。
储藏室的门锁被印纹块封印，表明储藏制度之严密。
III号房间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红铜短剑、长矛头等，房间入口有铜制门插销，表现出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集中掌控。
以上均说明该遗址存在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强有力的集权经济和政治。
但或因未经城市化的积累，其政体极不稳定，达到高峰后很快走向崩溃。
纵观两河流域考古发掘、研究历程，不难看出，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加，尤其是将南北部差异纳入视野，考古学家们勾勒出该地区文明起源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也启示我们，世界各地文明初兴时，面貌千差万别，很难用统一的“要素”认定或排除，而是应该立足各自考古发掘和相关材料，探索描绘其起源、形成、发展的不同历程与独特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