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人的时间制度与传统节日体系
编者的话：
中国人的节日体系离不开现在特有的复杂、复杂、缜密的时间制度。 传统节日不仅位于时间，而且体现了时间的奇特之处和人与时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可以将其比作一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不同的参考体系聚集在一起，相辅相成，形成了指示纵横交错、多种混合的时间的电路图。
此次讲坛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老师来讲述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传统节日体系。
这是他最近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国家图书馆策划并主讲的通识课新年新课“春节——我们的节日”文化六讲上的演讲，将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人独特的时间制度
什么是时间？ 哲学家说，时间和空间一样，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没有物质就与时间无关。
在一般人看来，时间是一个过程。
物质的存在和运动，表现在时间的经过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间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事件发生的时刻。 二是事件发生历史的时间间隔。
时间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物质运动、变化持续性、顺序性的标志。
时间是人类用来描述物质运动和事件发生过程的参数之一。
人们为了更准确地测量、计算、记录时间，必须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遍性、永久性、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
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成为优选的参照系。
太阳从早上升起，到晚上回来，周而复始。
我们把太阳出没间隔的长短这一活动周期称为太阳，或者一天、一天。
测量这个时间的法规被称为阳历。
因此，从一个日出到下一个日出，这个周期叫做“一天”； 从一次月圆到下一次月圆，我们称之为“一月”。
在更长的时间里，找到可以用作标识的参照物并不容易。
我们古代的前人在谷物成熟的时间长短方面看到了相对一定的周期性，称之为“年”，这个周期与季节变化的周期一致。
最初的“年”写法，正是谷物成熟的象形。
为了使社会群体能够拥有共同的语言，相互交流与合作，人们自古以来就在寻找共同的时间计算方法。
制定历法决不是国家行政的大事。
这里所说的时间制度，其核心部分是关于历法的。
但是，不仅包括历法，还包括我们广泛使用的其他时间计算方法。
历法之所以叫“法”，时间制度叫“制度”，是因为大家都把它作为规则来遵守。
那么，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如何呢？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比作网络。
在该“网络”中，不同的参照体系聚集在一起，形成互补、纵横交错、指示各种混合的时间的电路图。
夏暦
首先说一下夏历。
为什么叫“夏历”呢？ 因为这个历法是从4000多年前的夏代开始确定的。 当时把12月的最后一天和正月初作为两个时间周期的交接点。
汉代元年汉武帝定太初历，沿袭夏历，以正月为岁头。
但我们前人发现，单纯以朔望月为参照单位编制历法，常年12月、6个月大月各30天，6个月小月各29天，共计354天。
而一寒一热的往来，谷物成熟的周期，也就是所谓的“太阳年”，约为365天和1/4天。
两者相差11天以上。
于是产生了放置闰的方法。
闰年多一个月，闰年为13个月。 新年还在年末的除夕，但新的一年从春天开始。
19年中，将闰年定为7次。
这么说来，我们举行的夏历其实是阴阳合历，是参照月亮观察和太阳观察两方面制作的日历。
大约5000年前，中国人有阳历。
大约3000年前，中国人把阳历和阴历加在一起计时。
到了汉代太初元年，中国人制定了太初历。
这个历法也叫农历、阴历或夏历，我们现在还在使用。
干支暦
中国人还发明了生肖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方法。
生肖纪时的方法一般认为起源于两汉时期，由十天干、十二支交替组成60个时间单位，俗称“六十甲子”。
这虽然不是我们今天现实中通用的历法，但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应用，比如“子夜”、“点卯”、“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偿金”、“辛亥革命”等等。
2024年2月10日开始于夏历或农历甲辰年。
由此，也派生了与人生旅行相关的形式不同的计时方法。
十二地支以动物形象加以标识：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2024年时值农历甲辰，当属龙年。
在地支纪年的基础上，地支某年所生的人就有了该年的属相。
每过12年，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个所谓“本命年”。
60岁则称为“花甲之年”。
二十四节气
为了能准确反映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求，同时又能准确标示寒暑往来规律，中国人又发明了廿四节气的计时办法。
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分，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惊蛰、春分等。
古人很早就掌握了两分、两至这两个最重要的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起初名称与今不同，但在刘安著《淮南子》 中，就明确有廿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
各个节气都以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所谓24节气、72物候。
说到以标识地球与太阳关系规律为依据的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创立，春秋时代，我们的先祖就曾用土晷测量日影的方法，确定白昼最短、最长和长短相等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时间节点。
秦朝时期，又确定了四季开始的四个时间节点：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的完整体系便彻底确立下来。
从地球的视角观察，太阳按黄经运行的轨迹划分为360度，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即为一个“节气”。
运行360度，共经24个节气，即每月两个节气。
在每一个节气下，又细分为三候：初候、二候、三候，每五日一候。
例如，立春三候的表征是：“初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既是气候变化的一个时段的标志，其开始的日期和时分同时也是气候物候变化的精确的时间节点。
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人关于时间制度的这一发明，是受到普遍关注的整个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它作为人类认知自然、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一个历史性高度，被世界各国民众所关爱、所保护、所传承。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制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各农业社区依据节气安排农业劳动，进行节令仪式和民俗活动，安排家庭和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各项活动。
刻、周、旬
在时、日、月、年、干支纪年、十二属相、二十四节气等计时方法之外，还有刻、周、旬的时间计算方法。
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日晷，是利用一个表针所显示的日影的方向和长度来测定时间。
古人还利用“漏壶”和“箭刻”，将一日切分为12等分，以地支名之，每个时辰又分“初”和“正”。
也就是说，我们很早以前就将一日切分为24个时间单元了。
一周七日。
金木水火土五星加上日、月等于“七曜”：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日曜日。
如今，韩国、日本仍如此称之。
我们看到，上面计时方法除掉参照系的不同之外，进位方法也有不同：30进位，7进位，12进位，24进位，60进位，当然也还有10进位。
公历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老师发布《临时大总统历书令》 ，宣布自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始改历，按公元的计时方法来标志日月的进程，年号称“民国”。
所谓“国历”也就是阳历、公历，把一年周期的开始放到阳历的1月1日，而且把原有大年初一的“元旦”的名称也“强制地”交给了1月1日。
这种改历办法，以公历计时，早有先例，如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年也曾改历，实行公历。
这种现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即我们所谓的“阳历”，最早是由罗马儒略恺撒大帝在公元前46年开始推行的。
到了16世纪末由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加以改进而实行至今。
现在我们所说的阳历、公历，就是格利高里历。
这种历法的实行，为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以上体现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数种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互不关联、彼此相悖的几种时间制度，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并行不悖、交错使用、互为补充的，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
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网络就是我们中国人节日体系的背景。
充满诗意的传统节日体系
传统的过年以及错落展现于一年周期中的诸多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百年来已经为我们逐渐认知的1月1日的新年元旦、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排列有序，功能各异，
宛如繁星闪烁于苍穹，放射出奇异的光芒，将人们的生活点缀得色彩斑斓、意趣盎然，体现着中国人的自然观、社会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更有自己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
在多元共存、和谐统一的时间制度背景下展现的民族传统节日，使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期望和为之奋斗的乐观向上的力量。
中国人是幸福的，有公历和夏历，可以过两次年、过两次生日。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的生命旅程是充满情趣、充满诗意的。
“年”的意义
我们所说的“年”，有两个含义：一是代表一个时段、一个周期；二是代表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常说的“过年”中所指的特别重要的这一天。
而中国人的“年”又是一个节期。
过年，是对文化的坚持。
到现在，我们仍然会说“回家过年”、买年货、做年夜饭等，“年”这个字，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没有失掉它的意义。
过年，是一个文化传统。
它和其他的节日是不同的。
第一，意味着人的新的生活。
比如，一到过年，人们都需要剪头、沐浴、更衣。
焕然一新，意味着变成一个新人，仿佛在这个特殊的节日过程中，人要重生一遍。
第二，意味着生存空间的重建。
以前，人们要在过年前糊棚，把房屋里的顶棚用纸重新糊一遍，院子要打扫干净；初一到初五，人们不会倒垃圾，垃圾要从外面到里面扫，破五之后才恢复倒垃圾。
所有这些，都代表人与自然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第三，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构。
过年，我们要请祖先、请神，要去给亲戚朋友、长辈拜年，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这不仅是尊老爱幼，还是关系的重构。
现在，人们都说年味越来越淡，其实年味不在街上，不在鞭炮里，而是在人们心里——我们是不是把过年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自己重生了，我和整个自然的关系有一种新的结合，人与人的关系有了一个重构。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是新的，面貌是新的，心灵是美好的；人和人是友善的，彼此和谐，长幼有序；人和自然是亲善的，生存环境是惬意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美好的。
这是年的追求，年的期盼，也是过年的深刻意义之所在。
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调整人和自然关系
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体系与其他某些民族的传统节日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有些节日体系是以宗教纪念日作为核心，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则主要是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而建立的。
比如，中国人与月亮有着特别亲密的情感关系。
中国人的一些节日和月亮圆缺现象有关，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上元、仲秋、除夕乃至人日、七月七、腊八、腊月二十三，都会联系到月亮的状态。
中国节日设置的深层寓意和功能，在于调整人类群体同自然的关系。
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例。
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节已成为人们广泛开展的民族传统节日。
清明在春分后的第15天，是其后的第一个节气。
阳春三月，万物萌生，天气清净而明洁，一切生物，萌发出强烈旺盛的生命力。
踏青、春游，同时祭扫，是其普遍的节俗。
直到今天，国内许多民族尚存有三月三歌墟和男女交谊之类的活动。
而如果没有了夏历，把这个节日改放在阳历的3月3日，就会使它完全丧失了与大自然之间的亲和呼应关系。
四、五、六三个月为夏季，五月是仲夏之月。
寅月为岁首，卯为二月，辰为三月，巳为四月，五月即午月。
午月午日，故曰“重午”“重五”。
午月午日午时，日在中天，所以端午节又有“中天节”之称。
是时阳气盛极，阴气初生，故又称“恶月”。
在这危机潜伏的重要关节，当然要小心过渡、平顺过渡。
邪气萌动，当须辟之。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如沐浴兰草汤、登高、采药、戴香包、系五彩线、龙船竞渡等，借助于艾草、菖蒲、艾人、艾虎、艾旗、蒲剑、雄黄酒、朱砂等，以防五毒，以送瘟神。
同样，如果没有了夏历，把这个节日改放在阳历的5月5日，也会使它完全丧失与大自然的密切关联。
这种历史积淀的具有群体性的庆祝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协调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家庭和睦、亲族团结、社会和谐，培育人们美好情操，发扬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节日的“中国特色”
这些节日在一年的周期中具有严整的分布，循环往替，成为错落有致的体系，而且内涵丰富、多彩多姿。
无论是在植物符号方面、食物符号方面以及居室装饰和衣物配饰符号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在不同节日里还伴随着各自特有的色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诸多竞技和游艺项目。
严整的体系、丰富的内涵和无与伦比的多姿多彩，使得具有悠久历史而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节日历久而常新，装点着、美化着我们的生活，是广大民众心中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欢乐之歌。
这样一项在广大民众看来极为重要的庄严隆重不能忘怀的生活的关节，这样一个重大而宽阔的文化领域，这样一个加强认同、涵养情愫、展示才艺、增进和谐的大事，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从社会功能、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民众情感等各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考量，适当调整现行的节假日体系，合理安排传统节日在现行假日体系中的地位，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强烈而响亮的呼声和热切而紧迫的期望。
学术界有责任提供智力支持，同广大民众和有关部门一道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阐发传统节日的现实社会意义和功能，挖掘、提炼和发扬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体系，
使蕴藏在民众当中的大量优良的节日习俗成为共享的节日元素，从而让大家向往传统节日、热爱传统节日，使这些节日过得好，过得有情趣，过得有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而且深入人心，长盛不衰，是民族历史的记忆，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人们无尽的欢乐和永恒的向往。
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是历史的积淀
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节日体系，曾在历史上对亚洲的一些民族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
研究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传统节日体系，还需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当孙中山老师废除夏历，同时取消了一切传统节日的时候，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把西方—东方、现代—传统对立起来，同时又与先进—落后联系起来，于是“落后的”东方传统就必然要遭到被废弃的厄运。
抛弃以阴阳合历为基础的传统节日体系，把传统节日改移到阳历，就使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并且相当科学的节日体系“躯壳化”了。
应该说，这是令人十分惋惜并引以为戒的。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似乎可以将文化分为消费的文化和情感的文化。
显然，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深刻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
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积淀，蕴含着异常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诗意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体系对内促进和谐，增强认同，对外也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
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它使人们更加亲近自然、保护自然。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种贡献尤为珍贵。
主讲人简介：
刘魁立，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理论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及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研究。
主要著作有： 《刘魁立民俗学论集》 《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世界文学史》 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并出版多种译著。
来源：人民政协报